高校的经费预算,为何差距这么大?

题图来自:东方IC,本文来自公众号:偏见实验室(ID:ThePrejudice),作者:袁雨薇,编辑:孔如也 

在中国高校的江湖里,有一项指标关系到他们的“声誉”。

——教育经费的多寡。

曾有热心的网友为今年的高考学子“择校”时,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大学的‘好坏’直接关系考生的前途,而教育经费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。”

今年4月,国内75所高校公布了2019年的年度预算。其中,预算超过百亿的高校共有8所,相较去年新增两所;位于榜首的仍然是清华大学,297.21亿的预算一骑绝尘,比排名第二的浙江大学多了将近105.4亿。

其次预算过百亿的分别是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以及武汉大学。

从这份榜单中不难看出,高校经费预算的排行榜几乎是重点综合类大学屠榜,而榜单末尾几位,其预算还不到10亿。

同样是高校,为什么彼此之间的差距这么大?

中国高校的经费来源颇具“本土化”特色。

财政拨款、教育收入、社会资助、经营收入以及上一年的转结余额,五种渠道构成了一张高校的年度预算表。

据罗志敏教授研究,2015年清华大学财政拨款和教育收入分别为33%和51%,同期美国密歇根大学该两项收入仅占13%和16%。

2015~2016财年,美国高校获得校友捐赠108.5亿美元(合约750亿人民币),占整个资助收入的26.9%,而中国高校过去36年中累积收到的社会各类捐赠总额不过676亿元,2017年资助收入占比不到2%。

国内外高校走的是两条路子。

对于国外高校来说,中国高校最大的收入来源——政府拨款几乎是它们的末端收入来源,捐赠才能代表一所高校在社会上的声望。

国内近十年的状况稍有转变,十年前中国高校经费还是财政拨款一枝独秀的结果,近些年的财政拨款比重也从此前的58%降至49%,教育收入(大部分为学杂费)则从21%升至33%,将财政独挑大梁优化成了现在的二元化。

教育收入的提升归功于高考的“红利”。

据教育部统计,2017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3779万人,毛入学率42.7%。上个世纪的精英教育经过了粗放式的发展,造就了“人人都是大学生”的现状。

大学扩招,学费也水涨船高。

2016年,财新网报道,本科学费由3000~4000元上升到了4000元以上,浙江个别工科与医科专业甚至由3600元上涨到了6670元,生源增加与学费上涨使得教育收入变多,但另一方面教育成本也急剧上升,财政拨款不堪重负。

财政拨款的收缩促使中国重点大学对自己的经费结构进行调整,却让一些它原本就难以惠泽的高校为难。

据教育部数据显示,2009~2013年,中国共有高校2246所,其中211与985高校共112所,只占5%;这期间,财政拨款2647.7亿元科研经费,这112所高校占用了72%。

剩下的28%,留给95%面面相觑。

著名学者钱理群说,“北大是‘精神流浪汉’心目中的一块圣地,经济越发展,就越需要精神的圣地,也应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与职责。在当今之中国已经是不合时宜,现在中国的大学走上商业化的不归路。”

据统计,2017年有75所高校的年度收入低于年度预算。

收入结构的单一让许多高校捉襟见肘,高等学府也不例外,于是他们只能另辟蹊径,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助、商业赞助和课题经费,高校也有一些“野路子”。

对于每年报考高校的新生而言,排行榜是他们会参照的一个重要指标,但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却让人目不暇接。排名前列的几位可以说是约定俗成,但是之后的排名却是形形色色。

2004年,武汉大学发布过一个“大学综合竞争力排行榜”。在这份榜单上,武汉大学的排名稳中有升:2005年为第7名,后升到第5,2017年又退回第6。

也许是为了服众,2017年发布榜单时的新闻标题是“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权威发布”,这个所谓的研究中心其实就设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。

同样,2008年,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“中国大学50强”,这份看似小而精的榜单让人大在2008~2013年这6年间都位居第四,谦居北大、清华、复旦之后。

排行榜是否让高校的名声更盛暂且不说,但增加曝光率的确可以带来更切身实际的利益。

正如钱理群所言,高校的属性,似乎在这几年,开始往商业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。有的高校会选择在学校里开办各种额外课程赚取经费,但更多的,是赞助直接入驻校园。

清华大学曾因“真维斯楼”一事被猛烈抨击。2011年,清华将第四教学楼改名为“真维斯楼”。此前,名为“真维斯”的澳大利亚服装企业曾向清华大学捐资。

许多学生将触犯众怒的铭牌拍照张贴到网上。很快,一些人甚至将上面的真维斯烫金字涂鸦。

怒火平息之后,人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,高校的商业化是否有难言之隐?

在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之一德里克·伯克眼里,大学商业化是“大学利用其教学科研以及其他校园活动盈利的现象”。

在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,高校更改自己的运作及管理模式。大学的部分商业化推动着大学课程体系的商业化,更多的课程在对外开放,惠及社会大众。

只是在很多人看来,这一行为不异于将自己搞得“一身铜臭”。

高校的运转,需要庞大的支出维系。

从收入到支出,高校的经费流向像一只倒放的漏斗:来源单一,支出却是五花八门。

教育支出、科学技术支出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、住房保障支出……

其中,教育支出的占比一般是最大的。

根据2017年34所高校公布的决算信息显示,虽然清华大学的总支出为第一,但从高等教育支出的数据来看,就要退位让贤于北京大学的143亿,占总支出的95.9%。

清华大学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78%,看起来不算太低,但在一众高校教育支出占比都超过80%的情况下,只能“屈居”倒数第二了。

再看另一组数据,在科学技术支出占比上,中科大拔得头筹,占22.5亿,清华大学第二,支出5.2亿,北京大学支出为3.5亿。

另一方面,新华网的信息显示,2018年,不少高校的住房保障预算支出破亿。其中,山东大学住房保障预算支出4.7亿,北京大学住房保障支出约3.26亿,清华大学3.18亿。

在房租日益增长的今天,此举表面上是为了人文关怀,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留住人。

科研成果、教育水平、师资力量,最终这些因素都将导向高校的“出身”,而“出身”,又决定了高校的未来。

目前来看,仅从财政拨款去考虑,坐拥大量财政拨款的高校可以进行一部分基础建设和教育支出,但对于一些财政拨款极少的高校,这笔钱便不得不“精打细算”。

这种“身份的差距”,最终导致的落差显现:2013年,985名校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为39.31亿元,其中财政拨款占了72%,为27.75亿元;双非中最好的西南石油大学的总经费为4.6亿,其中只有1.2亿的财政拨款,占比26.1%。

对于高校来说,优质的“出身”带来更多拨款、生源、资助等经费,更多的经费带来更好的建设与代代相承的身份,而原本就“捉襟见肘”的高校可能会“赤贫越贫”。

本文来自公众号:偏见实验室(ID:ThePrejudice),作者:袁雨薇,编辑:孔如也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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