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1969

文 | 无锈钵

题图 | 东方IC

 

一、轶闻

 

刘銮雄喜欢爱马仕,这不仅在香港的地产圈是一个共识,内地娱乐圈的朋友们多少也都有所耳闻。坊间传说,爱马仕是大刘讨女孩子欢心的法宝,当年热恋的时候,他前后送给过关之琳一堆这个牌子的包包。记者采访的时候,他指着自己腿上27万的裤子告诉对方:我一次就买了100条。

 

很难想象,说出这样话的人,自己旗下的公司在香港,连个十大财团都评不上。

 

因为排在他前面的人,都是比他还狠的角色。时钟拨回到23年前,“世纪悍匪”张子强的惊天一绑,让贵为“四大家族”之首的李嘉诚付出了10个亿的天价赎金。

 

一年后,尝到甜头的张子强故技重施,这次的对象是香港新鸿基地产的主席,“四大家族”里的老三郭炳湘。两笔绑票,为张子强带来了16亿元的收入,也让他几度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出人意料的是,吃了闷亏的李家和郭家在那之后依旧是风平浪静,似乎没有任何打击报复的想法。

 

直到很多年后,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,李嘉诚的回答才解开了人们心目中的这一疑团。当初不选择大张旗鼓声扬是因为他觉得,花这笔钱买一个教训,是划算的:“我们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,但是一点防备也没有,比如我去打球,早上五点多自己开车去新界,在路上,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,而我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,我要仔细检讨一下。”

 

绑架案“和平解决”的那一年,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,郭炳湘和李嘉诚家族分列第8和第15位,二者的财富加起来有233亿美元,按当时的汇率计算,被勒索的这笔16亿元赎金,连两家资产的百分之一都占不到。

 

故事的结尾,那场惊天动地的绑架案里,张子强单枪匹马的闯进了李家并提供了报价之后,李嘉诚不仅轻描淡写的用现金完成了支付,甚至还饶有兴致的问起了对方准备怎么花这笔钱。

 

我相信,在听到这个问题的一霎那,即使时过惯了刀口舔血日子的张子强,也难免会有一瞬间的惊愕。

 

这种惊愕确实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,因为就在下一刻,慈眉善目的李老爷子微笑着注视着他,并给了他一个建议:如果不想存银行的话,可以来买我们公司的股票,我保证你们家三代人都吃不完。

 

二、闭环

 

李嘉诚说出这番话的底气在于,那一年,正好是20世纪香港地产繁荣的顶峰,也是最后一年。

 

那段时间里,所谓的香港“四大家族”,全部都来自于这一行业,李嘉诚的长江实业、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地产、郑裕彤的新世界、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,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四大家族似乎也可以改名叫“四大开发商”。

 

1997年,香港回归的那一年,“四大家族”的财富总和超过440亿美元,相当于7个广东的GDP。同样是在那一年,从事饲料和金融生意的大陆首富刘永行以8亿美元的身价,仅仅位列福布斯富豪榜单的第249位。

 

巨额的财富所映衬的,是一个在房地产行业裹挟下飞速前进的香港,和一大批榜上有名却只会讲粤语的华人富豪。时至今日,地产依然是大多数香港富豪不变的主业,2019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,香港前十五位的大佬里,只有三位从事着与地产生意完全绝缘的博彩或是航运生意。

 

而在内地,这个数据完全的颠倒了过来,属于中国大陆的这份富豪榜单里,前十五位富豪中,从事房地产生意的,只有许家印、王健林和杨惠妍三人。相比之下,大陆富豪们所深耕的行业数量,是香港富豪的近三倍。

 

在此基础上,房地产毁了香港,这或许是多人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共同的感慨。然而在那之外,至少在当时,地产行业的发展的确创造了香港的经济繁荣。

 

作为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,历史上,香港这块地方的主业就一直在不停发生着变化。

 

从远古的香料运输,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,长达两千年的时代里,支撑香港发展的动力换了又换,唯独不变的,是“地产—制造—金融”这一循环往复的轴线。而在这道跨越千年时空的轴线里,地产业,一直是其他两个行业发展和嫁接的桥梁。

 

一方面,地产的繁荣,意味着人口的增多,意味着上下游制造业充足的劳动力需求得到了满足;大宗不动产的交易,也在无形中催生了储蓄借贷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发展。

 

另一方面,发达国家,尤其是美国的房地产发展史启示我们,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处于财富高速积累和通货膨胀的地区,房地产永远是最容易凝聚社会财富的地方。

 

过去的六十年里,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4倍,而房地产市场则增值了整整100倍。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,在香港同样适用。

 

1950年,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,香港的人口从1947年的180万人迅速增长到了1950年的300万人,庞大的人口加之外来资金,哺育了香港地产的第一拨大繁荣。得益于人口的增加,香港1960年代末顺利的承接起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,制造业开始了迅猛的腾飞,最巅峰的时候,香港的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一度超过1/4。

 

历史的闭环在这里开始显现。

 

制造业飞速发展之后,势必会带来进出口贸易的再度繁荣,而伴随着贸易的繁荣,经济政策必然逐步变得宽松和自由,香港的金融服务随之蒸蒸日上。高歌猛进的经济数据背后,来自这些来自制造和金融行业的资金被重新注入了地产行业,培育了香港房地产的第二次繁荣。

 

前文所讲的这“四大家族”,几乎也全部都发迹于那个年代。

 

另一边,为了实现对房地产这一资本热炒行业的管控,1969年起,香港政府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与居者有其屋计划。某种程度上,这也意味着政府承认了房地产这一行业的地位,自此以后,地产生意彻底被纳入了发展的闭环之中,成为了香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。

与此同时,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之外,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,1958年之前,四大家族的领袖,没有一个是涉足地产生意的,彼时的李嘉诚还在一心一意的做着塑料花大王,郭炳湘的父亲郭得胜再给日本代工拉链服装,剩下来的李兆基和郑裕彤,都在忙着做金银货币的生意。而在1958年那一年的时间里,四大家族的掌门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都决定进军房地产行业。

 

除此以外,他们各自经营的地产公司还在1972年那一年集体完成了上市,从此,“四大家族”的叫法,开始在香港资本界不胫而走。

 

三、大亨

 

四大家族集体进军地产行业,除了相中这一行业无与伦比的增值潜力以外,还有这一行业与生俱来抵抗通胀的能力。

 

在美国,18年一个周期的房地产兴衰史里,无论经济如何波动,地产行业的通胀率永远稳稳地高出美国经济3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,相比于市面上各式各样的风险对冲产品,房地产几乎是唯一能持久抵抗通胀影响的东西。

 

这也成就了该行业无与伦比的吸金能力。

 

数据显示,单纯的房地产行业这一项本身占香港GDP的比重很小,只有大约5%,而占大头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投资与消费,在香港GDP的份额一度超过30%。其中,在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,房地产相关投资的占比更是高达近50%,超过三成的贷款与房地产直接有关。

 

与此同时,香港历届政府的财政收入,开始变得极为依赖地产:一方面,关于地产的各项税收占据了政府收入的重要一环,其中,持有环节税收约占5%,交易环节印花税占3%;另一方面,关于地产的出让和售卖,也让政府获利颇丰。

 

数据显示,地价收入占比长期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约20%的水平,最高峰时还一度达到36%。最新发布的一份预算案显示,2019-20财政年度,香港政府预计地价收入1430亿港元,占政府预算总收入的23%。

与此同时,这种高额的繁杂的税收制度,某种程度上也大幅限制了不动产的交易数量,并成为了维持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位的重要推手。

 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在《香港地制的另一面》一文中表示:

 

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‘暗税’,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。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,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。

 

这没什么可疑问的,对于香港来说,保房价,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保金融、保经济。

 

房地产业靠金融业的支持而发展,金融业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获利,短短几十年的发展,让香港的经济与地产行业成为了“休戚相关”的命运共同体。而这种将绑缚于地产车轮之上的经济,也在往后的发展中,为香港创造了一大批世界级的顶尖富豪。

 

这之中,四大家族只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。让四大家族脱颖而出的,除了时代的机遇之外,还有种种巧妙的金融手段。其中流传最广的两个,一个是“卖楼花”,另一个则是“低价抄底”。

 

所谓的楼花,指的就是在建未完成或是还未动工的楼盘,而所谓的“卖楼花”,用后来内地房地产行业的专业术语来讲,叫商品房预售,史玉柱也玩过这一招。这一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地产商回笼资金的套路,在当时,却和按揭付款一道,被称为天才的创意,而这两种地产经营模式的出现,也可以说是开了香港地产与金融之间紧密合作的先河。

 

前者花今天的钱,买明天的房;后者花明天的钱,圆今天的梦,前后之间,四大家族完成了巨额的资产积累,成为了各自行业的一方巨擘。

 

在此基础上,真正打破了地产经济闭环的,是后来的“低价抄底”战略。

 

某种程度上,此时掌握着巨额资金和不动产的四大家族,已经初步具备了抵抗金融风暴侵蚀的能力,然而他们的商业野心显然不止于此。

 

1975年到2008年,横贯香港的四次金融股灾里,四大家族不仅毫发无损,反而一次次借助金融危机后的底价,大肆买入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陈旧小区,并趁机收购了大批涉足港口贸易、零售、能源、交通等领域的企业。

 

风暴过后,面对一地鸡毛的香港,人们无不惊恐的发现,昔日的大亨依然端坐原位,只是面前牌桌上小山似的筹码仿佛又更多了些。过往的二十年里,郭氏兄弟掌控了九龙巴士,李兆基控股了中华煤气,郑裕彤手握两家巴士公司新巴和城巴,“登岸”的船王包玉刚,则买下了天星小轮和港岛电车。

 

源于地产行业的资金,终究还是被注入了和香港血脉相连的基建之中。庞大的民生产业为这些地产巨头的后代们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现金流,也让他们彻底免去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肮脏游戏。

 

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现象是,满世界攻城略地的沃尔玛和家乐福都在香港吃了暗亏,千禧年后,整个香港,没有诞生任何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。

 

2010年,一位名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,尝试“告别李嘉诚”的生活。他租破屋,骑单车,去小杂货铺买日用。然而最后发现,路灯和电话都是李家的,甚至连常喝的矿泉水也属于李家。

 

这位青年最终在绝望里结束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挑战,当然,幸亏他这段时间里没有感冒,不然,他还有机会领略到李家产业中,出售电暖炉的丰泽电器和专卖药妆产品的屈臣氏。

 

2013年的时候,一位和庞一鸣有着相同看法的小学生在作文里这样写道:李嘉诚,名副其实,香港就是李家的城。

 

四、民众

 

罗大佑在《皇后大道东》里,唱出了一代香港人对于现状的不满,和对彼时迷惘前途的一种焦虑感。某种程度上讲,这可以说是一种镌刻着那个时代烙印的现象。

 

“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,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名字。”旺角真的换了名字,5月28日,91岁的恒基地产董事局主席李兆基宣布退休,为43年的商场沉浮划下了一个完美句号。

 

此前,郑裕彤已经于2016年逝世,郭得胜的接班人郭炳湘也在两年后与世长辞,伴随着李嘉诚的退休和李兆基的交班,四大家族显赫一时的创始人们,就此全部完成了谢幕仪式。中环璀璨的灯火升起又熄灭,舞台上,却已是另一批人粉墨登场。

 

另一边,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,十大富豪四大家族由谁来做,其实算不上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,空即是色、色即是空,空色之外,他们时刻惦念着的,是与自身有着更为密切关联的房价。

 

前文说过,长期以来,香港政府出于对经济的鼓励,始终对房价采取一种刚性保护的政策。这也造成了“救市先救房”这一荒谬现象的流传。有了政府的托底,香港的房价一路窜升,长期位居世界城市房价排行榜的前列。

2010年到2018年,整整九年的时间里,香港都位居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之首。2017年,香港政府统计处首次披露居所楼面面积统计数据,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为161呎(约合14.96平方米),约20.4万家庭住户(8%)居住面积少于215呎(约合19.97平方米)。

 

高企的房价之外,东京地产泡沫的前车之鉴也如梦魇一般折磨着这座城市的居民。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,香港房价和经济一落千丈。而2003年的那场抗议之中,房价最高下跌了69.13%,几乎见底。那段时间,280度俯视香港的飞鹅山,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。从彩虹地铁站转小巴A1到飞鹅山道,这座海拔600米的山峰,成为了破产者们诀别人世的终点。

 

香港的坊间给它起了个诨号,人们叫它“自杀崖”。

 

重重压力之下,香港政府也曾决定改变房地产行业高度捆绑经济的这一现状,然而,旨在福利社会底层人民的“8万5建屋计划”,最终,还是在市民的反对声中无疾而终。对于香港的地产来说,最大的变革阻力并不是来自于经济的压力,而是来自于人。作为世界最顶尖的现代化都市,香港的楼市一直处于高度的供求不平衡之中,长期以来,香港几乎都是以北京1/15的地理面积,解决着北京1/3的人口居住问题。

 

紧张的房产供应激化了香港社会内部深刻的阶级矛盾,针对“8万5建屋计划”的那批反对者,绝大多数都是有房有车的香港中产,他们并不希望因为供应层面的扩大,而导致自己手中房产价值的缩水。

去年的10月2日,刘德华作为旁白出现在一段宣传短片《让下一代看见》中,倡议在香港东大峪填海造地,解决下一代的住房问题。短片的最后,刘德华动情地呼吁:“我见过充满朝气的香港,我也见过停滞不前的香港,你想下一代,见到一个什么样的香港?”

  

与想象中的反应截然不同,视频发出后,随即遭到了包括政界、商界和环保界在内的各方人士的强烈反对,不少人甚至骂他,要他“滚回内地”。与之相对应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停滞不前开始成为了香港经济的新旋律。

 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,香港一地的GDP远远甩开广东、江苏、浙江和山东四省的总和。而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,2017年的时候,不仅北京、上海的GDP已经实现了对香港的反超,而且昔日的小渔村深圳,也在高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全面压制了它。截至去年,香港的GDP占比,已经由昔日全国的五分之一,变成了广东一省的五分之一。

 

另一边,越来越富有的内地,对于香港昔日的崇拜的快速下降。

 

1997年之前,很多内地人的心中,香港的武侠小说、动作大片、流行金曲和服饰发型,都是世纪之末的潮流象征。而在千禧之年以后,伴随着自由行的开放,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开始目睹一个呈两极化走向的香港,贫富不均、思想落后、体制僵化,也开始铸成了新一代国民对于香港的刻板印象。

 

当奢侈品商店里的爱马仕、百达翡丽被疯狂的中国大妈们一扫而空,当昔日住满了英伦绅士的港岛山顶开始讲起了普通话,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,内地对香港的态度完成了从仰视到俯视的180°大转变。随之而来的,是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的香港文化潮流的衰落。

 

当然,对于现如今的香港来说,这段历史还远远称不上旅途的终点,时间终将证明,所谓的俯视和仰视,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偏见。在那之外,要想真正深入地了解香港,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远观,还有近处的品鉴。

 

时光荏苒,昔日贬低香港、鼓吹深圳的文章,已经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,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,一则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的出台,让人们重新审视起了“东方之珠”犹存的风韵。

 

兜兜转转之间,一切的偏见尘埃落定之后,人们才恍然发现,香港,依然中国为数不多经历国际金融市场洗礼过的城市,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个年头里,它曾是我们瞭望和观察欧美的唯一窗口。

过往的大江大河时代结束了,然而潜意识里,人们依然在呼唤着那个永立时代潮头,在拼搏与奋斗中蓬勃向上的香港。

 

“如果你爱一个人,就把他送去香港,因为那里是天堂;如果你恨一个人,就把他送去香港,因为那里是地狱”。故事的最后,这句改编自上世纪末流行电视剧中的一则台词,或许对于香港过往的这50年,对于这篇文章来说,仍不失为一个适当的注解。



本文由 财经无忌 https://www.abcziyuan.com/other-resources-course/internet/303217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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